“寡头之盟”黑幕：银行、地产商联手诈骗

　　邹是华运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华运达）的董事长。

　　此前其人、其公司均名不见经传，却一度是在北京房地产界和银行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旗下在北京、上海持有26个黄金地段的房地产项目权益。如果不是被推上被告席，邹庆或许至今仍是银行的宠儿。 邹此次被控以“诈骗罪”之时，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南侧，开工13年的森豪公寓项目依旧烂尾。这里是邹的发家地，也是他的滑铁卢。 检察机关指控，邹庆在开发森豪项目之时，以257份虚假的个人资料，从中国银行非法获取个人住房贷款7.5亿元巨款。

　　然而，这只是邹庆漫长的贷款链条上的一环。中行之外，华运达公司还欠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贷款本金8.9亿元，欠建设银行贷款本金1.5亿元，另涉至少两笔金额总计580万美元以上的湖北中行信用证贷款。上述贷款本息合计，总额至少在20亿元以上。

　　近来接踵曝光的多起房地产贷款案件，从上海的“姚康达”案和“曲沪平”案，到北京的同泰房地产公司和森豪国际公寓项目案（参见“近年国内地产贷款弊案”），与森豪案脉络不无相似之处。邹庆将此道发挥到登峰造极，一手制造“烂尾楼－虚高房价－假按揭”模式，还食髓知味，试图将此模式循环运作。森豪公寓项目的来龙去脉，暴露了房地产金融黑幕中最黑暗的一幕。

　　迄今为止，无论是法律还是舆论，似乎均把此类行为定性为“恶意骗贷”——从而把银行置于无辜受害者的地位。然而，如果仅仅是“骗贷”的话，这些案例可能根本就无从发生。 无一例外的，这些案例显示以下三个共同点：

　　第一，此类个案的真实背景是银行与企业的共谋；

　　第二，银行与企业至少在短期内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对企业而言，贷款意味着生命线，其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就银行而言，房价如果被企业炒高，则必然意味着抵押品价值的提高，贷款风险因而可以暂时不计；

　　第三，企业操纵房价的前提是银行信贷资金进场，房地产价格只有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注入下，才可能制造房产销售火爆和稀缺的假象；一则可以进一步提价销售以套利，二则可以依靠所谓更高市价的房产价值评估，以进一步套取银行贷款实现资金和地产滚动发展。 在银企共谋和企业依赖银行贷款实现房价操纵的格局下，房地产价格上涨因“银行－企业利益同盟”的存在而几乎不可能被遏制，否则必然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大幅度积累。但是，值得警醒的是，此类行为无非是当年证券市场上券商假借个人名义或向银行借贷自营坐庄的翻版。在“没有不会破裂的泡沫”铁律下，企业的毁灭和市场的萎缩仅仅是时间问题；但与证券市场不同甚至更为严重的是，银行在房地产市场泥足深陷，将导致下一轮资产价格危机和银行危机。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上溯到上世纪90年代，可以发现，在房地产领域暗藏某些金融寡头的影子。他们在幕后操控房地产企业融资，大量的信贷与其说是企业贷款，不如定性为自我融资。到本世纪初，与大多数产业一样，银行的地位从垄断向竞争转型，银行在房地产领域的行为也从直接操控转向与地产商的合作共谋。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体现的共同点是：地产商与银行互为表里，在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下，整个中国经历了1993年－1996年和2003年－2006年两轮房地产泡沫高涨时期。翻开北京森豪项目长达13年的烂尾史，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汹涌的金融暗流。它承载着银行和房地产商组成的金融－地产寡头集团渡过各个险滩，最终只能在泡沫破灭时搁浅。

　　上篇：1990年代的金融暗流

　　房地产开发贷款背后的金融寡头操控

　　中国虽然从未直接爆发金融危机，但并不意味着金融业从未经历高风险时期，可以说，1993年－1996年的三年宏观治理整顿，是整个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因中国的金融业还未完全摆脱国家财政的“出纳”性质，因而所有的金融风险实际上是转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问题。但是，随着“拨改贷”的实施，银行逐步具有了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权；利用这种配置权以套利，是多数银行的自然选择。其结果是，在发展过热的产业背后必然有金融寡头的影子，同时出现了国家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具有投机性质的企业贷款，实质上是金融寡头的自我融资。

　　金融寡头的兴起与衰落

　　1993年－1998年涉足房地产项目的金融寡头经历了一轮沉浮。这一轮沉浮恰恰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房地产泡沫及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风险周期相重合从中国金融高涨的1993年到治理整顿告一段落、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1998年，恰好是北京森豪公寓项目起伏的第一阶段。其间，在森豪项目中出现了三个金融寡头。

　　从背景看，森豪公寓（1996年前名为北京天域公寓）的启动，始于城市危房改造和拆迁。1993年，根据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朝内大街危改规划方案》，这个位于朝内大街南侧、占地面积12700平方米的危改区A-4地块（即后来的森豪公寓所在地），交由北京市住宅开发建设集团总公司（下称北京住总）承建。 很快，森豪项目被三位金融寡头盯上，并以所在银行资金投入于自身控制或往来甚密的房地产企业为基本操作方式；表里呼应，实现了“一手抓信贷资金，一手抓土地”的财富积累。

　　在房地产业发展初期，银行内部与外部的监管体系远未成形，银行内部员工直接办房地产公司操作房地产项目的情况十分普遍。森豪项目背后的第一个金融寡头——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学院路分理处第三代办所负责人马云，在1993年就利用了他的另一个身份——北京丹侬迪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丹侬迪诺）董事长，直接参与森豪项目开发。

　　但在1995年，马云直接因丹侬迪诺长期拖欠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9000余万元，涉嫌贷款诈骗被调查，项目由此转移到北京城市合作银行的霍海音－余建三集团（两人分别为该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和展览路支行行长）。

　　这时浮出水面的房地产企业，以境外机构——香港慕来投资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其表面股东是霍海音之弟霍海波和余建三的密友邹庆，实际控制人则为霍海音和余建三。到1998年，北京城市合作银行由霍海音、余建三控制的两家支行一共贷款8.9亿元给自己一手控制的房地产公司。但是，即使退居幕后操作，两个金融寡头在1998年分别因侵吞挪用公款和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等罪名，被刑事拘留。

　　至此，涉足这一具体房地产项目的金融寡头经历了一轮沉浮；而这一轮沉浮，恰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房地产泡沫及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风险周期相重合。

　　从马云到霍海音和余建三依托房地产项目成为金融寡头的时期，恰恰是中国金融机构信贷高速增长期，也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均保持两位数的时期。而金融寡头相继落马的时期，则是经济增长依然较高、但通货膨胀明显回落甚至负增长的时期。

　　这种周期的重合并非偶然。它直接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信贷资源的总量增长趋势是既定的，但资源的错误配置导致的宏观后果十分恶劣，这是1993年宏观调控“十六条”中专设禁止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防火墙”的根本动因；第二，紧缩所导致的国家经济成本十分高昂，经济增长和物价负增长造成了预期的恶化和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累积，这是1999年国家在无奈中决定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的动因之一。

　　在这一切经济现象背后，霍海音等大大小小的金融寡头推动了社会融资中的金融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