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可以承受”不能作为涨价标准

　　比如，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缺水国家，水价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价值，会在老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通过水价改革还水价一个真实的“面孔”（9月11日《江南时报》）。

　　工业地价的提高必然会影响房地产价格随之上涨，而水价的“真实面孔”也必然需要高价格来支撑，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问题是，涨价者是依据什么来判断这些都是百姓“可以承受”的呢？涨50%尚且是“可以承受”之轻，涨多少才是不能承受之重？

　　单从表面看，涨价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应该是善政的表现，算得上“以人为本”，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让每个人都能生活下去显然是最为基本的和谐前提。然而，老百姓的承受力是有弹性的，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理论上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现实中并不容易找到。实际的情况是：强势力量的逼近，会使得弱者的生存底线步步后退。因此，这个“百姓可以承受”似有却无，把它作为一个涨价标准，等于是没有标准，涨多少都可以美其名曰“百姓可以承受”。

　　而且，百姓之于涨价，是绝对的被动承受，不能承受又该怎么办呢？房子不能不住，水不能不喝，无非是压缩其他生活开支，生活水平下降罢了。

　　在“百姓可以承受”的借口下，公众为“承受”涨价而无奈付出的民生之痛，相当程度上被隐蔽了。学费上涨是“可以承受的”，实际却是很多孩子上不起学；医疗费用上涨是“可以承受的”，实际却是该看病的没去看病，该住院的没去住院……

　　涨价者“百姓可以承受”的表白，无疑会加深公众对涨价的反感情绪。因为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只能由老百姓自己说出来。